（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学和其它学科一样，经历了“知识爆炸”浪潮的冲击，进入了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阶段。冲击波主要来自这样一些世界性倾向，如：（1 ）自从贝塔朗菲（L.Von Bertallanffy）提出一般系统论后，战后在科学界中兴起了系统研究的热潮。地理学在致力于研究地理空间系统的结构、活动和演变中，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了新的方向；（2 ）战后，特别是1960年以来，科学和数学受到广泛重视，全世界出现了对计量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和实用理论模型的新的探索。数学概念和统计方法在一向认为无法定量的人地关系的地理研究中也相应传播开来，50年代末和60年代发生了地理学的所谓“计量革命”，这是一次地理学思想方法论的更新；（3 ）空间科学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使人类的观察技术和分析技能发生了一次革命。使地理学获取资料和储存、处理资料的能力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4 ）早在20和30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各学科的边缘领域进行合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出现了生物化学、社会心理学等新的边缘科学。

    到本世纪中叶，各学科在更多地面向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广泛的跨学科合作的趋势。最好的一个例子也许就是区域科学的出现。区域是地理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大量的信息和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使任何一个地理学者都不可能掌握一个区域的全部有关知识。1954年在伊萨得（WolterIsard ）领导下，一批经济学者、地理学者、其它社会科学家与工程师们组成“区域科学协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地理系被改名为区域科学系，伊萨得任系主任。

    地理学在战后深深地卷入了以上这些世界性的旋涡和潮流之中。

    在这之前，城市地理学在西方还并不很发达。第一本英文的城市地理教科书直到1946年才出版；①二次大战以前，欧洲还没有一所大学专门开设城市地理的课程；②美国在1920年已有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设有建制的城镇里，但直到战前确实还没有几个地理学家专门研究城市地理。③然而，战后情况大变，城市地理学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现代地理学中最大的独立分支之一。甚至可以说，在促进地理学改变其哲学和方法论方面，城市地理学一直处在领先地位。促使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城市地理学的初步基础在战前已经奠定，一些基本概念已经确立；第二，东西方各国由于战后恢复战争创伤和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许多地理学者投身到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工作，城市地理的理论和规划实践相结合，大大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虽未受战争破坏，但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和战时遗留下的大量问题需要解决，也包括了重新规划美国人工作和居住环境的迫切要求；第三，西方商业资本家开始理解到进行商店区位和市场研究的重要性。这些工作大量运用城市地理的理论和调查方法，为接受过城市地理专业训练的人员广开了就业的出路；第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部分人口都已聚居在城市，城市的土地、交通、住宅、环境、犯罪等各种问题都日益尖锐，大量的城市问题向城市地理学提出了挑战。

    这一阶段，地理学的新思潮层出不穷，而且在城市地理学里都有最充分的反映，先后形成了区位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流派。

    ① Taglor ，T.G.，Urban Geography ，1946，New York：E.P.Dutton. ②参见参考文献2 ，第1 页。③参见参考文献48，第4 ～6 页。

    地理学以前的典型工作多通过参阅文献和野外考察，借助地图和表格，主要用文字来描述地球表面的差异性，最终将研究地域划分成一系列各具特点的小区域，工作的主要精髓是经验。这样的描述工作在战后新一代的地理学者看来是有缺陷的——不精确和主观性。他们开始注重系统化的计量分析，以区位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从距离入手，用统计方法寻找城市分布和内部结构的空间组织模式，并用这些模式模拟现状、预测未来、帮助区位决策。

    这就是著名的区位学派。

    地理学应用数学并不是新方向。“新”在于过去认为不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极为复杂的人文地理分支，开始大量采用了统计方法。由过去的“求异”——过分强调空间差异，走到了“求同”——寻找一般规律。使地理学走上了理论化、计量化和抽象化的道路，标志着长期称雄于地理学界的区域差异学派开始衰落。美国的加里森（WilliamL.Garrison ）和他领导的华盛顿小组为这一进步作出了贡献。1955年加里森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开办了第一个地理学数量方法讨论班。讨论班的参加者如贝利（B.J.L.Berry ）、邦奇（W.Bunge ）、达西（M.F.Dacey）、盖提斯（A.Getis ）。